Else World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数百万法西斯军队汇成闪击战的浊浪，席卷俄罗斯大地。日本此时也蠢蠢欲动，驻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举行85万人大演习。
　　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他要求八路军以主力摆在长城一线，对关东军发起进攻，拖住日本关东军，避免日本与德国对苏联两面夹击。
　　毛泽东诚恳答复说：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这种帮助应当是从自身条件和可能出发。如果孤注一掷，以弱小的八路军与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决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八路军对苏联红军真正的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
　　在战争指导上，毛泽东从来都不是唯命是从的人，更不是浪漫冲动的人，他的一切决策都建立在精确计算与周密筹划的基础之上，该打的时候坚决地打，不该打的时候坚决不打，他所着眼的就是“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持重待机，战则必胜。
　　“兵者，国之大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是古代兵圣孙子的训诫。“谋定而后动”、“慎以行师”、“有备无败”，这是一些近代军事家的忠告。
　　毛泽东将之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作战指导的一个基本准则——慎战，并将其确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专家精解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红军没有条件与敌人拼消耗，更没有本钱与敌人拼实力。在某种程度上，红军早期的每次作战，对自身来说都是决定命运的决战，只许打胜，不许失败。这看起来非常苛刻，却是现实。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红军指挥员中最早领会到“慎战”，并做到了“慎战”的人。
　　1928年11月25日，在他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最早提出了“慎战”思想：欲求红军的扩大，除了根据地等条件外，还须利用正确的战术，即“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每战必有俘获，以此逐步扩大红军。在后来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一贯坚持这一原则，与诱敌深入的战法相结合，巧妙予以运用。
　　1931年4月，国民党军集中2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全部兵力只有3万多人。大敌当前，正面应敌或外线出击，都难以保证作战的胜利，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根据地前部的东固地区隐蔽待机。
　　国民党军多路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毛泽东看准了国民党军中较弱的王金钰部，耐心等待战机出现。3万红军在东固山林中，迫敌而居20天，王金钰部却始终不动。
　　部队出现了急躁、抱怨情绪，有人把毛泽东的作战部署称为“钻牛角”，求战呼声几乎到了难以遏制的程度。毛泽东却神态自若，严词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让部队继续隐蔽待机，死等王金钰部从富田出动。
　　3万红军在东固的深山野谷中生生等了25天，终于钻通了“牛角”，王金钰部出动了。红军憋足了力，如猎豹扑食，突然出击，在白云山下干净利落地歼灭其1个师又1个旅大部。随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横扫700里，从赣水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畅抒胜利情怀，填词一首：“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专家精解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说：“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不是急于求成，而是 “持重待机”，道出了毛泽东“慎战”原则的精髓。
　　1947年1月底，蒋介石集中8个整编师向山东解放区腹地沂蒙山区发动进攻，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决战临沂，会战鲁南。
　　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但国民党军进展谨慎，始终保持齐头并进的密集态势，决不突出一路，解放军没有歼敌的战机。
　　毛泽东再次发出电报：“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
　　华东野战军放弃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城，继续诱敌深入。但国民党军还是密集靠拢、集团滚进，华东野战军始终无法扯散国民党军的进攻部队。
　　关键时刻毛泽东再次电示陈毅、粟裕：“要有极大忍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两天之后，毛泽东再次电示陈毅、粟裕：“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华东野战军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极大的耐心和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有顶有放，在沂蒙山区与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耍起“龙灯”，最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硬是从国民党军的密集队形中剔出了号称“御林军”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将之包围。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敌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激战两天一夜，华东野战军彻底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师长张灵甫。
　　蒋介石接到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的报告，五内俱焚，说：“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专家精解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作战指导从来都是讲究辩证法，讲究从实际出发原则的。他指挥和指导作战从不保守，但绝不冒险。敢于和任何敌人作战，但又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加选择地与任何敌人作战。这样，就把战役战斗的进程最大限度地建立在歼灭敌人、夺取胜利的基础之上。
　　人民解放军的所有作战行动，都建立在毛泽东和战场指挥员的精心筹划基础之上，都建立在有准备、有把握的基石之上。因此，尽管每一个战役的过程惊心动魄，但结局却似乎从发起时就已经决定。这是一种对胜利充满自信的作战，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作战进程。对于任何对手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一进程更令其无可奈何、灰心丧气。
　专家精解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如果仔细研究人民军队的作战行动，进程和结局令人赞叹，而开局则常常使人浮想联翩。人民军队的作战在开局阶段总是显得那样出人意料又顺畅自然，常常是首战告捷，随后很快就能动地将战役进程导入自己设想的轨道，向着最终的胜利发展。这种开局，正是毛泽东所努力追求和特别强调的一种作战指导意境，反映出毛泽东“慎战”思想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慎重初战。
　　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著名的慎重初战三原则：第一，必须打胜；第二，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第三，必须照顾下一个战略阶段。他强调说：这是“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初战。每逢大战，在开打之前和开打之后的几天内，是毛泽东发出作战电报最多的时候。常常是饭不吃觉不睡胡子不刮，连轴转，但等到战局打开后，他就放开了双手，由前方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去处理，直接的作战指挥电报很少。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国内战争之中，也体现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
　　志愿军走进朝鲜战场，面对的是技术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志愿军到底能不能打，能不能打胜，毛泽东同样心中没有底数。因此，慎重初战和“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指导原则，就显得更为重要。他依然用那种特有的诙谐说：“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志愿军出动前，毛泽东与彭德怀几经商量，确定了一个稳妥的作战方案：志愿军出国后，在朝鲜蜂腰部以北地区构筑两三道防御阵地，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待装备改善并对敌人占有压倒优势后，再攻击敌人。“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专家精解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这再次表现出毛泽东“慎战”思想中的持重待机原则。然而，持重，不是畏敌避战，而是审时度势，避敌锋芒，选择对手；待机，不是守株待兔，而是创造战场，捕捉战机，伺机而动。一旦战机出现，就不是持重待机，而是果断行动，坚决攻击，致敌死命。
　　志愿军出动后，战场情况变化迅速。美军和李承晚军进占平壤，向中朝边境多路推进，兵至鸭绿江畔。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地区展开防御。毛泽东一下抓住了美军分兵冒进，并且不知志愿军已出动的绝妙战机。
　　毛泽东在一个半小时内连续发出三封电报，指示志愿军：“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要求志愿军先打实力较弱的李承晚军，后打美英军，“不惜牺牲，不怕艰辛，争取全胜”。
　　彭德怀据此调整作战部署后，毛泽东再次发出电报，指示：“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从而为志愿军确定了在朝鲜战场作战的总方针。
　　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最初几天，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战场局势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最多时半小时就发出一封电报，大至战争的基本方针，小到如何避开美英军部队，先打哪路敌军，甚至志愿军先头部队行进路线、部队应该控制的山头，事无巨细，一一点到，而且都是切中要害，将慎重初战三原则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志愿军在云山地区重创号称“开国元勋师”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以凌厉的进攻粉碎美军的进攻，首次与美军作战告捷，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首战胜利后，毛泽东在向斯大林通报朝鲜战况的电报中，作出了一个信心十足的判断：“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
　　朝鲜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此后不到两个月，志愿军就彻底粉碎美军发动的新一轮进攻，将战线前推数百公里，一直打到了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心悦诚服地给毛泽东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他说：“请允许我向你和你们的领导同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敬意”。
　　后来，毛泽东作出了言简意赅的评价：“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慎战又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初战必胜又不奢求一鸣惊人，毛泽东精确把握住了战争中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以慎战将相对把握化作战争指导的成竹在胸，以慎重初战三原则将战争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变为通往最后胜利的石阶，从而掌控住复杂的战局变化，把战争导入自己设定的轨迹，因而，他在战争中总是立于不败之地。
　　在许多人看来这近乎神话，然而，毛泽东却将神话变成了现实。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这样描述过舞场中的中共领袖：周恩来的华尔兹舞是第一流的，刘少奇的舞步像数学一样准确，朱德的步伐像是长征，而毛泽东的舞步则常常出人意料，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跳舞。
　　当毛泽东旋转到战争这个舞台时，他更是强调主动权。要依照自己的节奏进退，要迫使敌人按照自己的节奏行动。他从容地驾驭战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指导战争，夺取胜利。
　　这份自信、这份潇洒，令许多人着迷，令许多人赞叹。建国后，当他谈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诀窍时说：打仗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无非就是这四句话。
　　简单四句话，揭示了战争中的主动与机动、打与走的辩证关系，它几乎可以诠释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所有的战役战斗，是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精髓。

　　任何军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力避被动，力争主动。主动权，是胜利之母，掌握了主动权，常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失去了主动权，就要受制于人，兵临险境。
　　专家精解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是敌强我弱，人民军队基本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掌握主动权，对于人民军队的作战行动来说，尤为重要。要生存，要发展，就只有以战役战斗的绝对主动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如何掌握战役战斗中的主动权，这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是党内最早觉醒的军事指挥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在起义部队前委会议上，他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被动中赢得了主动。
　　在古城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向井冈山进军的决策。在竹海苍茫、云雾缭绕的井冈山，毛泽东寻找着后续的答案。
　　专家精解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一个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山大王的朱孔阳，外号朱聋子，不管官府如何清剿，他总有办法逃脱。他的生存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说：我们对付敌人的方法，要看敌人的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
　　最深奥的战术原则就是这样被毛泽东用异常通俗的语言一语道破。这一作战原则在教条主义者看来，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但它却实用有效。
　　专家精解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精确阐明了作战中“打”与“走”的辩证关系，也是对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目的的最好诠释。“打得赢就打”，主要体现为进攻性，就是在战役战斗中，不放弃任何歼敌时机，主动进攻，速战速决。“打不赢就走”，则主要体现为流动性，就是不固守一城一地，这里不好打就到别处打。
　　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军，还特别带上了英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发誓要在三个月内肃清红军，“如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自刎首级”。
　　红军只有3万人，敌强我弱。毛泽东、朱德命令正在分散开展群众工作的红军向兴国西北的高兴圩集中，以待机破敌。
　　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行踪，立刻集中9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毛泽东避实击虚，确定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决定主力秘密北进，首先夺取富田、新安，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人后方联络线，迫敌主力回头，再乘其疲劳“打其可打者”。
　　但国民党军两个主力师却抢先一步到达富田。毛泽东立即改变计划，率领主力悄然返回高兴圩，继续待机。
　　此时，各路国民党军已将红军压缩在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域，形势异常严峻。毛泽东依然以走求主动，以走调战机，指挥红军主力穿越山区，神出鬼没地从两路敌军之间约20公里的空隙跳出包围圈，突然对实力较弱的国民党军第三路进击军发起进攻，歼灭其1个旅又1个多营。随后疾速脱离战场，奔向良村，再歼敌1个师大部。
　　良村战斗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占龙冈，当发现国民党军已经在龙冈凭险固守时，毛泽东再次改变决定，以一部兵力佯攻龙冈，造成假象，自己则率领主力继续东进，在大雨滂沱中突然对黄陂发起了猛烈进攻，再歼敌4个团。
　　红军三战三捷，大煞国民党军的威风。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各路部队迅速东进，以密集大包围态势压向红军，并下令“以东固为中心，纵横25里一律平毁，格杀无余”。
　　红军再次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毛泽东再次施展了走的战术，以红十二军扮主力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牵向东北方向，红军主力2万余人则秘密向西疾行，又从两支国民党军部队间约10公里的间隙中跳出了合围圈，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
　　国民党军在红十二军后面翻山越岭，整整转了近半个月，方知红军主力在兴国，只好掉头西进。此时红军主力已经休整完毕，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走了之。国民党军又扑了一个空。油盐告绝，粮食困难，人困马乏，“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国民党军再也无法追击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兵。
　　毛泽东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他立即要求红军主力展开追歼作战，连打三仗，大量歼灭了敌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三个月过了，蒋介石当然不能自刎首级，但他却气得口吐鲜血，黯然返回了南京。
　　无须讳言，毛泽东也打过败仗，但他从“不二过”，总是能从败仗中汲取教训。更多的时候则是因势利导，巧妙地将败仗转化为胜势，形成令人惊叹的战争转换。而走，则是完成这种转换的基本方法。长征路上的土城战役就是一例。毛泽东本来打算在土城歼灭川军，打开北渡长江的通道，但激战一天，却未能歼灭川军，红军反而陷入危险境地。

这是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诱故深入”作战方针示意图

　　毛泽东果断放弃了北渡长江计划，指挥红军甩开双腿，驰骋于川、滇、黔的高山峻岭之间。毛泽东的走，走出了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毛泽东的走，走出了红军行动的主动权；毛泽东的走，走出了急流险滩，走向了光明的前程！
　　专家精解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关键在于要有“我的”一套。首先是不与强敌纠缠，决不在敌人期待的时间、地点，以敌人期待的方式与敌人交锋；其次是以灵活的机动与作战，调动敌人，制约敌人，把战争完全导入对自己有利的轨道，按照自己的节奏、方式，完全主动地与敌人交战。人民军队之所以无往而不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形成了“我的”一套，形成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建立“我的”一套，目的是要掌握主动权。
　　“我的”一套决不是不管对方的自我表现。而是既要知道自己，更要了解对方，知己知彼。
　　“各打各的”自然被兵家所乐道，但却很难实现。毛泽东却总能赋予它神奇的“功效”。后人发现：毛泽东最善于因敌用兵，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地用兵，在什么地点打什么仗；最善于因时用兵，在什么时间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己用兵，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并最善于择军选将。总之，最终他总是打胜仗。
　　有了“我的”一套，就可以制约敌人的一套。你打阵地战，我打运动战；你打速决战，我打持久战；你打分进合击，我打诱敌深入；你打到这边，我打到那边；你要打，我不打；我要打，你不得不打；你打我时，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打得准，打得狠。毛泽东的战争指导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因此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回味无穷的战争奇观。

集中兵力　各个歼敌

晚年的毛泽东，依旧对诗文、史籍有着不泯的情怀，也因此留下了众多别具一格的评点古今人物的文字。诸葛亮被民间神化得满腹经纶、呼风唤雨，毛泽东却对他的分兵持有异议：“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对集中兵力的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的用兵才能，毛泽东则评价甚高，称：“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褒奖有加，甚至把它称作“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毛泽东更是娴熟运用这一古老原则的大师。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方针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古今中外，军事家大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在战争中具体贯彻这一原则，则是一件难事。特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更是难上加难。
　　初涉战事的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虽有朦胧的认识，并无深入的领悟。“八七”会议后，在长沙郊区的沈家大屋里，湖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起义计划。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长沙领导秋收起义的毛　泽东在会上坚持要缩小起义的范围，反对遍地开花，主张集中力量在湘中暴动，他的理由是：“各县暴动，力量分散，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然而，起义的范围虽然缩小，力量却没有集中，分散进攻的起义军最终遭到了失败。
　　集中兵力的奥秘，直到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才真正掌握。
　　专家精解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接踵而来，少则八九个团，多则18个团，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而红四军只有四个团，装备差，真正有战斗力的仅是红二十八、红三十一团。为保证红四军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确定“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
　　依靠集中兵力的战法，毛泽东指挥红军屡战屡胜，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毛泽东得出结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集中兵力成为红军扭转战局，转危为安的法宝。何时集中，如何集中，集中多少，毛泽东胸有成竹，从容调度。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红军面对的是趾高气扬、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王牌第十八师。毛泽东集中了红一方面军全部主力共4万人，攻击其9000人。第二次反“围剿”的建宁战斗，红军面对屡遭打击、惊魂未定、战斗力不强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7000人。毛泽东只以红三军团在红十二军主力配合下攻城，以1万多人的相对优势，就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专家精解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毛泽东对集中兵力之所以运用得灵活自如，不但由于他总结出了集中兵力的原则，而且因为他明确了集中兵力的目的是打歼灭战。集中兵力与打歼灭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回忆说：战场上“尸横遍野”，“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这次战役红军击溃粤军15个团，但毛泽东却说：“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
　　毛泽东要的是歼灭敌人全部或大部的歼灭战，是解除敌人武装，剥夺其抵抗能力，摧毁或缴获其全部或大部分武器装备的歼灭战。他的名言是：“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专家精解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就需要熟练掌握集中兵力后的具体战法。毛泽东的原则是：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坚决反对全线出击，四面应敌和“两个拳头打人”。具体打法并不是将兵力堆积一处，而是要分路合击一个目标，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分进合击方法。
　　蒋介石也非常推崇分进合击战法，在中央苏区的前几次“围剿”中，他几乎都采取了分进合击的部署，力图抓住红军主力而聚歼之。但他却屡屡失算，反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各个击破。同样是分进合击，结果却截然不同。
　　专家精解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分进合击，关键在于适合的战机把握。蒋介石的分进合击，表面上咄咄逼人，实际上各路缺乏协同，是分而难合。毛泽东的分进合击，则是密切协同，能分能合，以散耗集，以集灭散，如他自己所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
　　蒋介石手握重兵，在“围剿”作战中以几十万对红军几万，但每每都被毛泽东打得大败，他叹气道：“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赤匪实在是太厉害了！”
　　专家精解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非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集中兵力。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在运动战中集中兵力，在具体战役战斗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在战略指导上，他不仅不反对分散兵力，而且强调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游击战争中，必须分散兵力，发动与武装人民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分散为无数小分队、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争。这种兵力分散，不但没有削弱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反而在游击战争中迅速壮大发展。
　　解放战争开始时，八路军新四军迅速集中，编成强大的野战兵团，投入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此刻，毛泽东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转变，确定的用兵原则是：“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
　　专家精解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面内战爆发后，面对美式装备且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究竟如何集中兵力，集中多少，集中后如何作战方能稳操胜券，毛泽东尚在思索观察之中。
　　1946年7 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等5万余人，大举进攻太岳解放区。陈赓指挥第4纵队和地方部队，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的方针，发起闻夏战役，以每战三倍、四倍于敌的优势，连续攻击，先后歼灭国民党军2个团又3个营。整个战役步骤清晰，干净利落，被攻击的敌军全部就歼。
　　毛泽东接到战报，非常兴奋，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将陈赓部队的作战经验通报全军：“我各地部队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全胜。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毛泽东对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作战时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一部，再及其余，各个歼灭敌人。
　　在陈赓部队大战晋南的同时，南线的冀鲁豫地区也硝烟四起。国民党军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向冀鲁豫解放区大举进犯。毛泽东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待“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继再歼其一个旅”。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四倍于敌的兵力，突然发起进攻，首先歼灭该师第20旅，然后歼灭该师师部和第三旅，生擒师长赵锡田，最后转兵卷击整编第四十七师，又歼2个旅，取得了定陶战役的全胜，再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经典战例。毛泽东对定陶战役的进程和战果非常满意。

1947年2月，毛泽东关于莱芜战役的作战指示电文手稿

　　蒋介石也重视集中兵力，在每个战区均投入绝对优势的进攻兵力，但一到具体战役战斗，他则常常是兵力捉襟见肘，结果被解放军各个击破。
　　专家精解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战争进行近一年时，蒋介石得到了一本解放军的战斗手册，“废寝忘食，昼夜钻研，逐字逐句地细心玩味”，觉得悟出一二。他说：“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进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敌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
　　蒋介石立即改变战法。1947年6月间，他在山东战场集中6个整编师组成突击集团，密集靠拢，在不到50公里的正面向前推进，进攻华东野战军。
　　蒋介石的这种集中进攻，在毛泽东看来不仅不是取胜的战法，反而是“毫无出路”的表现。毛泽东一语中的：“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
　　毛泽东电示陈毅、粟裕等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对国民党军进攻正面“无须控制，空费兵力”，用4个纵队监视即可，主力立即兵分两路，扫荡国民党军主力的两翼和后方，“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这就是毛泽东，气定神闲，胸怀大度，举重若轻！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以4个纵队在鲁中与国民党军周旋，用5个纵队两路出击鲁南、鲁西，放手发动攻势，大量歼灭分散的敌人，将国民党军的后方搅得地覆天翻，直接威胁兖州、徐州国民党军的后方基地。蒋介石不得不从鲁中战场抽调数个整编师增援，还是陷入了被动。
　　集中兵力，在毛泽东手中是伸缩自如的利刃，到了蒋介石手中，却变成了沉重难负的包袱。国民党军的集中兵力是动则集中、战则分散。而解放军的集中兵力则恰恰相反，是动则分散、战则集中，运动中完成集中，集中时实现歼敌。刘伯承元帅曾将人民解放军的战法总结为两句话：“外线作战以分进合击为原则，内线作战以各个击破为原则”。
　　专家精解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是植根于人民军队的上下统一、将帅同心，植根于人民军队的优良素质、协同精神，植根于人民军队勇猛顽强、同仇敌忾。而国民党军则是内部矛盾重重，所以蒋介石根本无法真正做到集中兵力，即使集中了兵力也无法做到协同作战。
　　毛泽东把集中兵力这一教科书中的原则神奇地转化为制敌韬略。他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怎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要保密的。”
　　（文章节选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图片选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军事生涯》）